（转贴）透视中国反恐实力

透视中国反恐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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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2004/08:47 华夏经纬网

    恐怖威胁距离中国有多远？哪些恐怖势力威胁中国安全？中国的反恐实力到底有多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恐怖威胁并不是与中国无关， 中国需要关注反恐问题。《21世纪环球报道》就此进行了多方位的采访和调查。

处理“东突”难度高

　　“中国目前面临哪些恐怖威胁？”在回答《21世纪环球报道》的疑问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任柯直截了当地说：“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恐怖威胁来自‘东突势力’，更精确地说，就是以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标的这股势力对中国构成了最大的恐怖威胁。”

　　“这股势力很令人头疼，而且解决起来难度高，”任柯说，“首先，这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结合体，我们一般称之为‘三位一体’的政治势力，就是指‘以分裂为目标、以宗教为外衣、以恐怖为手段’，比较危险和狠毒；其次，他们跟国外有联系或者以外国为活动基地，并且有些外国势力插手较深，我国只能通过外交努力与其所在国共同解决。有些国家常把这些组织作为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比如你能答应人家的某些条件，可能这些组织所在的国就对它们控制严一点；反之，则可能控制松一点，让它给你搞点麻烦。”

“东突”恐怖活动经历三个阶段

　　关于“东突”恐怖活动起源国内有多种说法，但任柯认为应该从1949年算起。从那时至今，“东突”已走过三个阶段。1.全面准备阶段(1949-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老牌“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伊敏和秘书长艾沙率部分死党逃亡国外，沿途在南疆各地布下“暗桩”，后又在境外建立了反动组织，成为50多年来新疆不断发生恐怖暴力事件的根源。

　　此阶段内，“东突”势力基本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以艾沙为首，盘踞在西亚地区的集团。二是前苏联“克格勃”扶植的“孜牙集团”，他们以“救国委员会”为名义进行活动，其主要活动从属于前苏联的对华总体政策。第三个是新疆的“东突”恐怖组织，主要秉承境外两大集团的旨意，在境内从事恐怖活动和非法的宗教宣传鼓动工作。这三个板块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了“十年准备，十年大干”的目标。..恶性膨胀阶段(1990-2001.8)

　　由于苏东剧变和世界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刺激，“东突”势力开始进入恶性膨胀期。“艾沙集团”建立了一些更加极端的组织，还在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孜牙集团”在苏联解体后裂变为十几个组织。

　　此阶段“东突”势力开始加强地区和跨地区甚至世界性的联合，在华盛顿和慕尼黑等地还成立了世界性的指挥协调与信息机构。1992年12月，境外各股“东突”势力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成立“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并确定所谓的“国名、国旗、国歌和国徽”。1998年12月，各股“东突”势力在安卡拉举行了第三届“东突民族大会”，宣布成立“全世界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联盟”。

　　受科索沃危机、车臣战争和阿富汗内战等影响，“东突”势力认定要利用暴力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于是开始组织人员前往阿富汗、车臣等地受训“取经”，同时又派人潜回新疆作乱，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暴力案件。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东突厥伊斯兰运动”在本·拉登的资助培训下建立了一支千余人规模的恐怖武装。

　　同阶段，新疆内部的恐怖组织也频繁开展恐怖活动。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不仅杀害汉族人和回族人，还有维族人；不仅针对中国人还针对外国人；受害者不仅有“异教徒”，还有伊斯兰宗教人士。

　　20世纪90年代末，“东突”势力基本形成了以西亚为大本营、以中亚为桥头堡、以南亚为训练基地、以欧美为协调指挥中心、以新疆为主战场的态势。其基本策略是“文武并重”，并有相对分工，高举“奉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旗号，意在赢得西方国家的支持，促使“新疆问题”国际化。3.战略蜇伏期(2001.9以后)9·11后，美国组建了国际反恐战线。中国政府一贯反对恐怖主义，在反恐问题上大力支持美国的同时，中国把“东突”势力历年的恐怖活动公诸世人，宣布它是“国际反恐怖主义势力的一部分”。在全世界强大反恐浪潮压力下，“东突”势力有所收敛，拒不承认其恐怖行动，极力向国际社会表明与恐怖势力毫无关系。“预计‘东突’恐怖势力仍会有一段时间的蜇伏期，但蜇伏期不等于放弃，只是在聚集力量，伺机而动，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而已。”任柯说。

中美定义恐怖组织还有分歧

　　2002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正式认定“东突”势力为恐怖组织的消息被中外媒体广为刊播。但任柯研究员提醒说，“东突”恐怖势力是个泛称，它其实有很多组织，这次被联合国尤其是被美国列上黑名单的只是“东突”势力中最为激进、势力较大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而不是所有的“东突”组织。该恐怖组织的基地在阿富汗，首领叫艾山买合苏木，这个组织寄生于塔利班政权。

　　任柯说，“东伊运”多次在新疆省制造恐怖事件，罪行累累，被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为恐怖组织是件好事，不过它是只“死老虎”。随着塔利班政权被美国打败而被打散，成员四处逃窜，头领艾山买合苏木死不见尸活不见人，下落不明。

　　任柯认为美国之所以承认“东伊运”是恐怖组织，一是因为我国向全世界大量出示了该组织恐怖活动的罪证；另一方面是美国在进攻基地组织的战争中俘虏了“东伊运”的成员，获取了大量的口供和证据，方知这个“东伊运”是货真价实的恐怖组织。

　　“任何一个恐怖组织都不会声称自己是恐怖组织。中国目前认定所有的‘东突’势力都是恐怖组织，而美国只承认了其中一个，这可能是美国的双重标准还在起作用。”

中国反恐能力绰绰有余

　　9·11之后，面临国际和国内的新局势，中国的反恐实力不断增强。有专家评价说，以中国目前的反恐能力，对付国际恐怖势力是绰绰有余。

　　早在1982年，在国际恐怖活动猖獗、国内外劫机事件频繁的形势下，我国就组建了“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

　　今年，中国的反恐部队和反恐演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继年初上海成立中国首次武警反恐特种部队以后，东北、重庆等地先后建立了反恐部队，全国多个大城市纷纷举行了反恐防暴演练。

　　公安部反恐怖局局长何挺近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9·11事件后，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国已建立了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并在今年年初在公安部成立了反恐怖局，该局的职能是研究、指导、协调、推动反恐怖工作。

　　在组建反恐部队的同时，提升反恐能力、优化反恐装备也备受全国各地公安部门的重视。如湖北省武汉市率先引入警用直升机后，广东的广州、番禺和辽宁大连、河南郑州均已购买或使用了警用直升机。

　　2001年6月份，公安部在北京农展馆举行了盛大的警用装备国际博览会，吸引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多个商家，各种高尖端警用反恐防暴装备在此亮相。俄罗斯参展商称此会是亚洲最大的特种装备展。法国的欧洲直升机公司于会上声称，已经接到中国警方购买数百架直升机的定单。

　　公安部装备财务局副局长陶军生在展会上对媒体说，“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日益严峻、反恐形势日益复杂的形势下，公安部门希望通过举办博览会，吸收更多的国际先进设备与技术，促进国内警用设备生产，为中国警察提供更好的防护保障，以更好地完成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定任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任柯研究员向记者介绍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依靠军警来反恐，而在我国，采用“人民战争”的方式反恐应该是主导思想，也就是获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来打击恐怖势力。中国的反恐部队一般都是跟防暴结合起来的，主要为应对突发事件。“我国的反恐装备、技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虽然谈不上最现代化，但是对付中国现在面临的恐怖势力还是绰绰有余！”

模拟外国使馆遭袭 首都反恐综合演练神秘举行

　　9月23日，京郊武警某部训练基地，为检验北京市反恐能力，各支反恐怖专业队伍的技战术水平，各部门处置突发恐怖暴力事件的协调作战能力，一场由公安、武警、卫生、通信、市政等机构参与的反恐大演练在此展开。从北京及邻近省市直到中央的大量党政军相关领导参观了本次演练，并邀请了部分驻华使馆官员和外国记者到场观摩。

　　演习模拟某驻华使馆遭到恐怖分子袭击，“恐怖分子”劫持了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威胁政府释放“恐怖头目”，并要求提供飞机出逃，北京各支反恐专业队伍立即出击。

　　演练共分四个科目，分别是：恐怖劫持事件处置行动、恐怖化学袭击事件处置行动、围追阻截恐怖分子处置行动、恐怖爆炸事件处置行动。

　　此次演练历时一个半小时，演练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高精尖装备：首次出现遥控航模侦察机，空中侦察恐怖分子的行动方向；首次动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人现场排爆；首次利用手提便携式X射线仪检查危险物品；首次使用毒气侦检仪检测毒源和采集样本；交通指挥车、公安移动指挥车、防弹装甲阻截车、应急通讯车等首次联合作业。

北京市委副书记强卫在致词中并称北京已经建立了反恐机制，政府也拨专款加强了反恐装备，人员的训练已从专项反恐进入到如今的综合反恐演练，具备更充分的反恐能力。 (记者 段宇宏)

粤、沪、港反恐实力揭秘

香港：飞虎队是反恐主力

　　曾有报道说，香港被世界各国誉为最安全的城市，任何恐怖组织，都不会在香港建立基地。

　  香港虽然不存在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但警方一直设有一支反恐怖部队———飞虎队，以防突发事故，并应付恐怖袭击。

　　飞虎队的成员全来自警察部队，成员均需要经过严格挑选。他们需要接受为期一个星期的考试，通过后，才可入伍受训。飞虎队的训练为期9个月，这段时间，队员不能与外界接触，亦不可透露身份。训练的内容包括武器使用、体力训练、徒手搏击等等。除了手枪外，飞虎队配备有MP5自动步枪，曳光弹及炸药等武器，队员在训练时都要求懂得使用所有装备。

　　飞虎队平日没有任何任务，完成训练后，他们每天都在新界的训练营集训，并24小时全天候戒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香港遇有严重罪案或重大事件时，警方都会安排这支部队参与，以做高度戒备。每逢有政治人物访港，飞虎队都会乔装成市民，用旅行包装载着武器在政客住所及出访的地方部署，防有反对组织生事。

　　此外，香港还有两个机构担负着反恐任务。1997年之前，香港警方设有一个政治组，专门搜集政治情报，防有反对组织出现。香港回归后，这支队伍一度被解散。不过，据消息人士透露，这支被解散的部队已静悄悄地重新组建起来。另外，廉政公署下也有一个秘密的审查小组，专门负责审查一些敏感人士的背景及财政状况，甚至是警队内的敏感成员。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亦会定期与保安局交流，内地与香港的警察部门亦会定期举行会议，互相交换情报。在全国性警力支持之下，香港警方有足够能力应付任何恐怖活动。

广东：“反恐分队”备有火箭筒

　　素有“岭南特警队”之称的广东武警4支队麾下有一支专门的“反恐分队”，它是广州乃至广东反恐的中坚力量，就在今年的4月和7月，这支反恐中坚都举行过规模盛大的反恐演习，充分展现了其非凡实力。

　　“反恐分队”有着良好的反应能力，能在紧急事件发生后的短时间内迅速抵达现场，善于处理爆炸、袭击、劫持等突发情况。反恐队员基本功相当过硬，在反恐拳术、棍术、射击和摩托车山地追击等方面有过专业的训练。

　　同时，反恐分队有着精细的分工，组编成多个战斗小组，包括狙击组、侦察组、抓捕组、工化组、排爆组、警戒组和宣传组等。警戒组负责案发现场的封锁任务，划定警戒区域，维护现场秩序；工化组负责探测现场是否施放有毒气体；排爆组利用人工、X光仪器和警犬搜索现场爆炸物，并妥善处理；宣传组则负责攻心、与歹徒进行谈判，瓦解歹徒斗志，拖延时间；另外，狙击组占领案发现场周围的制高点；侦察组还配备先进的微波侦察仪器，能够侦探出恐怖分子的人数、分布方位、武器装备等情况。

　　“反恐分队”装备十分精良。队员身上配备手枪、冲锋枪以及催泪弹、闪光弹，狙击组战士配备79式狙击步枪。反恐分队拥有世界级水准的警用装甲车、警用狙击步枪、警用防弹衣、反恐怖活动特种弹、警用防暴弹；为对付恐怖分子的炸弹，队员们还配备了专用的、最先进的防爆服、防爆罐、防爆车和防爆机器人。另外，自今年春节以来，岭南特警队更是加强了重武器反恐项目的训练，以应对拥有强劲武器装备的恐怖分子。反恐分队战士的重武器包括火箭筒、迫击炮、82无后座力炮、喷火器、重机枪等。

上海：曾让“蚊子都飞不进”

　　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上海市实行陆海空交通管制，并“借调”附近省份的部队干警力量，建立起“点线面”的立体防卫体系。所有这些举措让外国记者打趣说，峰会期间，“蚊子都飞不进上海”。

　　上海警方在全市建立起“综合情报网络、上海地界、全市性天罗地网、要害部位和标志性建筑、APEC峰会核心部位、快速反应”等6道虚实防线，从全方位、全角度确保安全体系的万无一失。以防线中的“进入上海地界”和“天罗地网”为例，上海警方在出入市境道口检查站、外环线、内环线卡口等三层环节上组成了查控、拦截的三层防线。一旦遭遇突发事件，三层防线可在8至15分钟内全部关闭，保证警方滴水不漏地拦截可疑人物。在配合6道防线基础上，上海警方还在主会场周边地区分时、分段设置了4道警戒圈，在各国首脑驻地内、外围设置4道警戒圈，从而有效组成了现代的“天罗地网”。

　　上海警方为APEC会议设立了会议指挥、交通运输和会议保安2个指挥中心，并在布什、普京、小泉纯一郎驻地酒店建立起3个现场指挥小型中心，各中心间、中心与各会场间就依靠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实时图像监控系统和无线通讯系统等现代化通讯工具联系。如此三管齐下，让指挥者在指挥部内就能对会场、领导人驻地以及车队行进路线、抵达目的地情况和周围道路交通组织状况一览无余，并随时发布命令，堪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上海全市超过55米高的高层建筑已有2300多幢，使在高楼的制高点安全防护上形成了很大困难，警方于是对重点区域的高楼进行专门调研，并且加强这类高层建筑的消防工作。警方还在国际会议中心的下车点上采取了特殊方法，使各国领导人上下车地点不在制高点的视线之内。 (记者黄智荟 卢海 陈汉泽) （《21世纪环球报道》）






中国时报报道，大陆高层于近日达成共识，对实施近二十年的国防战略进行调整，将投入更多经费加强军事现代化。造成大陆转变国防政策的直接原因是台海局势的不断恶化。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指出，如今“反独”、“遏独”已成为两岸同胞最紧迫的任务。

大陆将国防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沿用邓小平所制定的“国防建设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建军方针。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明确表示：“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邓小平制定这一“经济建设压倒一切”战略的前提是对未来20年中国周边局势的科学预见。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美建交、中苏和解，中国的外部威胁基本消除了。同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间的竞争更多的是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竞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70年代末以后，由于大陆的对台政策和台湾的大陆政策都做了重大调整，两岸关系出现了好转。当时，在蒋家政权控制下的台湾与大陆并不存在独立问题，“台独”在岛内仍属非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做出了对军队的大调整，实施了像裁军一百万和调整军费等政策，并制定了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这一国家安全战略。

但是，进入21世纪，国际局势持续动荡。一方面，美国接连以反恐为名，发动了对阿富汗、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同时朝鲜核危机久拖未决，日本正在不遗余力地提升军事实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周边安全同样不容乐观。南沙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资源之争，再加上美国也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处处遏制中国的发展，凡此种种，中国政府调整现有国防政策可以说是事所必然。

据中国时报报导，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日前举行的中共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公开表示，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并特别强调必须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分析人士认为，大陆已将国防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对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对印自卫反击战及7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

直接原因是台海局势的恶化

促使大陆作出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在于台海局势的恶化。

自1996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台海局势日坏一日。现在的基本态势是，其一：“台独”势力在岛内越坐越大，且掌控舆论，致使台湾一步步滑向“台独”的不归路。今年选举期间，台独分子甚至提出了“2006年‘立宪’、2008年‘建国’”的“台独”时间表。种种迹象显示，陈水扁与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前途，独立将是它们唯一或最重要的选项。其二，美国“挺台遏中”战略越发清晰。以此次台军“汉光演习”为例，美国顾问不但从头到尾介入，还带去了兵棋推演设备，台美军事同盟已现端倪。其三、经过四年的“听其言、观其行”，大陆对陈水扁之流的‘台独’本质已有定论，此外，两岸自20世纪90年代难得达成共识以来，再没有过真正的对话，陈水扁上台后，更是连这一共识都抹杀了。过去，大陆对于台湾问题要不要用武力解决曾经提出过三个条件，一是外国势力介入，二是台湾走上“台独”道路，三是台湾问题久拖不谈。现在仔细分析，这三个条件实际上都已经存在了。

从历史来看，解决治权分离，维护国家统一的方式，通常只有两种，一是和平，一是战争。从目前的台海态势以未来数年的走向来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空间已所剩无几。基于这种判断，大陆除了继续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之外，不得不从现在开始着手进行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

日前，香港文汇报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受了广泛关注。报道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上提出了本世纪头二十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关于大陆制定解决台湾问题“时间表”的话题，几年之前就曾经一度热炒。但是，像这次由香港《文汇报》公开出来放话，明确提出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尚属首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消息披露之后，大陆官方迄今并未出面加以否认或者有所“澄清”，显见并非空穴来风。

今年大陆两会的两个重要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大西北开发问题。乍一看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内有玄机。台湾在大陆东南方，大陆经济最发达的也是东南方，将基建投资，吸引外资重点都移到西北，一旦开战，大陆经济增长的目标就不会因为台海军事行动而受到致命影响。此外据亚洲周刊报道，从今年五月底至今，解放军各大军区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已经启动了国防动员机制，尤其是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以及海军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舰队，临战气氛更是前所未有。所有这些迹象都显示，大陆已经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经济发展仍是硬道理

此次大陆调整国防战略的决定，一方面使人们看到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些人的忧虑：加大国防建设力度会不会影响经济建设的大局？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首先，邓小平所制定的以经济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家发展战略基本思路并没有改变，经济发展仍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大经 济实力、提高民众生活水准，仍然是最重要的任务与工作，不能有任何放松。

其次，加强国防建设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国防越是强大，遏制战争爆发的力量就越大，实现祖国统一的力量就越大，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力量就越大。同时，目前的中国大陆正处于经济快速成长与转型时期，在经济急速成长和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干扰、阻碍经济发展的新因素。由于各种原因，安全环境已成为最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安全环境的维护也离不开国防建设。

再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经济实力是国防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1998年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披露，由于中国的经济水平有限，军队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1997年中国国防费仅为98亿美元，只相当于同年美国的3．67％，日本的22．97％，法国的26．7％，英国的27．53％，韩国的56．98％，俄罗斯的61．25％。可见，要使国防有较大发展，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最后，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可得双赢结果。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阎学通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反而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他并以美苏竞争为例阐述了这一观点。阎学通指出，苏联垮台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参加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而在于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实际上这种对立无法长期支持大规模的国防建设。相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走的是市场化道路，结果一场军备竞赛下来，军备的研制和开发不仅带动了美国民用工业的技术提高，更使美国取得了军事、经济、科技、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并一举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强国家，拉大了美国与其它世界主要国家的差距。

中国的国防建设也面临着如何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问题。阎学通建议，政府可把军工订单给民营企业取得双赢结果。一方面，企业可通过为政府进行军工产品的科研来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效率则有助于降低军工产品的成本和保持巨大的生产能力。（韩萌）

华夏经纬网专稿   2004年8月3日








日欲终止对华援助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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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2004/09:09 华夏经纬网

　最近，小泉首相就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问题首次公开表示，中国将要"毕业"，透露出停止对华ODA的意向。其背景之一是，2004年11月10日，日本参议院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对华日元贷款"应把废止纳入视野而缩减"，因为"中国在增强军事力量"，"把税金用于对竞争对手中国提供ODA，国民感情通不过 "。看来日本政府就此已取得一定的共识。实际上，若按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每年递减20%计算，5年内日本便将全面停止日元贷款。

　　日本对华ODA对中日双方都有利

　　日本所谓"政府开发援助"一词是译自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使用的英文概念：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中文通常译为官方发展援助。日本对华ODA包括两部分：一是日元贷款；二是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其中，日元贷款占70%以上，中方称之为中日两国政府间资金合作，日方称之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协力(合作)"。但由于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均被列入日本政府的ODA财政支出项下，所以日方有时也笼统地称日元贷款为"对华ODA"。

　　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是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始于1979年。其主要背景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对此，经历了那场侵华战争的有良知的日本人深为感动，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了，应该对中国提供经济合作。同时刚刚经历了石油危机的日本，迫切需要从中国进口石油和煤炭，并向中国扩大出口。而1978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外汇资金配套。当时，钢铁、煤炭、石油、电站、铁路、港口等120个大项目等待上马，引进先进技术和大型成套设备需要66亿美元资金，而当时中国外汇储备有限，一些合同难以落实。这就需要引进外资。1978年8月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1月邓小平访日时首次正式表示中国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贷款，中日政府间资金合作的条件逐趋成熟。此时，日本正值对华友好的大平正芳执政。在得到日本政界、财界普遍支持下，大平首相1979年12月访华时宣布，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1980年，中日双方签署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政府换文，为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和进口能源创造了条件。

　　截至2004年3月，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ODA协议金额累计32272.07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协议金额29504.89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协议金额1364.69亿日元，技术援助累计金额1402.49亿日元，利民工程项目41亿日元。中方实际使用日元贷款19400亿日元，偿还期从贷款时起30年，还可有10年的宽限期。

　　第一批日元贷款(1979-1983年) 为中国港口、铁路、能源、商品等6个项目提供3309亿日元贷款，年利率3%。第二批日元贷款(1984-1989年)为中国港口、铁路、能源、环境、农业等领域16个项目提供5400亿日元贷款，年利率2.5-3.5%。第三批日元贷款(1990-1995年)为中国铁路、能源、农业、港口、通信、交通等领域50个项目提供 8100亿日元贷款，年利率2.5%。第四批日元贷款分两次,前3年(1996-1998年)为中国农业、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40个项目提供5800亿日元贷款；后2年(1999-2000年)再为中国上述领域28个项目提供28亿日元贷款年，利率均为0.75-2.3%。自2001年起，日本改变了几年一定贷款计划的方式，采取单年度申请和审定方式，而且逐年削减。2001年度对环境、电力、公路、教育等15个项目提供了1613亿日元贷款，利率均为0.75-1.7%；2002年度对环境、教育、西部扶贫等13个项目提供了1212亿日元贷款，利率均为0.75-2.2%；2003年度对环境、教育、广播器材等6个项目提供了967亿日元贷款，利率均为0.75-1.5%。情况显示，从90年代中期起，日元贷款的重点开始转向环境和人才培养，从沿海转向内地。

　　中日两国政府顺利开展资金合作，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元贷款是中国获得各国官方资金合作的主渠道，最多时占世界中国吸收所有官方贷款的约一半以上。即使在2001-2003年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日本提供的贷款仍相当于德、法、英三国对华贷款总和的2.8倍以上。日元贷款曾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外部配套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日本进口能源和资源创造了条件。据日方统计，中国总长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34.5%；在约470个港口的大型泊位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12.2%。首都机场、北京地铁扩建工程，都得益于日元贷款。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多次肯定日元贷款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向日方表示感谢。对日本来说，对华日元贷款也非常有利。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为日本进口中国的石油和煤炭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日本企业来华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带动了日本成套设备的对华出口。迄今，日本对某些国家提供ODA的效果并不好。一些国家因动乱或贫困，甚至要求日本放弃偿还贷款。而中国的日元贷款执行和偿还情况良好。近年来日本实行"零利率"，而对华贷款则可没有风险地享受0.75%至2.2%的年利率，日本政府的"跨国存款"并不亏。

　　另外，日本对华ODA一直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为表示对华友好，大平正芳内阁曾为援建中日友好医院无偿提供了164.3亿日元的器材设备；中曾根康弘内阁曾为援建中日青年交流中心无偿提供了103.91亿日元的器材设备；竹下登内阁为援建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和敦煌石窟文化保护展览中心，分别无偿提供了104.99亿日元和10.47亿日元的器材。2003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时，日本政府也及时无偿提供了医疗方面的援助。在对华技术合作方面，日本主要是通过向中国派遣专家，提供器材和接纳进修人员等，向中国转移技术，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截至2002年对华派遣专家4875人，接纳研修生14210人。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

　　日本对华提供ODA之初，大平首相便宣布了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不搞军事合作；不损害日本同东盟国家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谋求意在独占中国市场的排他关系。这是日本对华提供贷款时的一种自我限制，主要目的是为减少国际上对日本开展对华经济合作可能产生的阻力，而不是束缚或要求中国的原则。

　　1988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便对日本对华ODA表示诚挚的感谢，并提到，"本世纪末实现经济翻两番的设想是受大平的启发。"对此，竹下表示："日本单靠自己今后难以发展。我不用经济援助的提法，根据经济合作的考虑相互补充，才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1989年6月，日本参议院外交综合安全保障调查会经过3年调查完成了一份有关日本ODA问题的"最终报告"。继而参议院根据该报告通过了《关于国际合作的决议》。其中关于实施ODA的原则首先是"以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为本，自主进行"。国会决议对政府虽无法律拘束力，但根据日本宪法它具有政治和道义上的拘束力。

　　然而，1989年苏东剧变，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在美国影响下，日本外交和ODA政策发生变化。日本冻结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直接背离了上述国会决议规定的援助原则。虽然后来海部俊树内阁恢复了对华日元贷款，但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所谓《ODA大纲》，其中虽然提到ODA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与互不干涉)来提供，同时又提出所谓"ODA大纲四原则"：(1)兼顾环境与开发；(2)避免用于军事用途及助长国际争端；(3)从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与稳定，以及发展中国家应将国内资源妥善而优先分配于本国经济社会开发的角度，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开发和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武器进出口等动向；(4)密切注意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动向。同时指出，如果出现持续过分的军事支出、明显有悖于民主或严重侵犯人权等情况，则有必要重新修改对该国的援助政策。这样一来，日本ODA政策便发生根本性变化：把自我约束变为约束别国；把是否提供ODA，与别国的军费开支、人权及民主状况挂钩；给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注入意识形态因素；把原来互利合作的渠道变为体现本国意志的外交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在1996年曾针对中国核试验一度中断对华无偿援助，并将为期5年的日元贷款计划改为"3+2"方式。这种打"援助牌"的做法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损害了大平内阁以来日本对华ODA的良好形象。

　　2001年日本政府决定，日元贷款将从承诺多年度贷款方式，转变为根据贷款项目申请清单决定单年度贷款额的方式。包括无偿资金协力、技术合作以及日元贷款在内的所有政府开发援助，都将不再实施以往的被固定金额方式，而是应中国对日本经济协力的新需求采取相应的措施，并要考虑本国严峻的财政、经济状况，就单个项目立案以予评审后，根据所实施的项目积累方式提供。2001年后援助重点转向环境领域，援助额逐年下降。2003年度对华日元贷款比上年减少20%，比2000年减少一半，为966.9亿日元。

　　今后，日本实施对华ODA将从以往的重视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保护被污染和遭破坏严重的环境及生态体系、提高内陆地区国民生活水平，重视内陆地区的社会开发、人材培养、健全制度、技术转让等。

　21世纪初日本对华ODA方针的新变化

　　近1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日本经济萧条，财政赤字不断攀升，出现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一些人对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感到担忧，认为日本提供资金将间接增强中国军力；一些人污蔑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侵犯人权"，对华援助违反日本"ODA大纲四原则"；一些人访华时只到过北京、上海等地，认为中国已很发达，无需日本援助；一些人看到北京申奥成功，而大阪落选，对日本继续协助中国改善基础设施提出质疑；一些人看到中国"神州号"发射成功，觉得中国已走在日本前面，主张减少对华ODA；一些人误认为日元贷款是对华单方面援助，以中国向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为由，认为不应帮助中国在国际上与日本竞争；一些人利用中国球迷在亚洲杯其间给日本队"喝倒彩"，攻击日本对华ODA失败，指责中国对ODA不宣传，不感谢，要求停止对华ODA。 而另一方面，日本外务省和有关专家则强调继续对华ODA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日本要对中国保持影响力，就要使日本始终成为对中国来说是有魅力的国家，ODA是日本手中唯一的对华"外交杠杆"；中国目前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终止对华ODA将引起反感，使过去的努力付诸东流；中国的环境问题直接影响日本，中国的沙尘暴严重，日本酸雨的40%来源于中国；中国生产每吨粗钢需1.6吨煤炭,是日本的2倍，中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不仅影响环境和气候变化，还可能影响亚太能源安全；中国的艾滋病菌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人数已达50万人，约为日本的50倍，结核病患者人数据估测约达141万人，其中一部分问题会直接波及日本，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鉴此，日本外务省邀请有关专家组成"面向21世纪的对华经济合作恳谈会"，反复研究了对华ODA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外务省于2001年10月提出《对华经济协力政策》。其中指出要探索新的对华ODA方针：(1)关于扶贫，日本将促进中国自身努力，从侧面对不足部分进行支援；(2)关于军费开支和人权问题等，要利用有关援助的政策协商和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机会继续向中方加以说明，要求中国努力提高国防政策的透明度，并支持中国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促进民主化进程；(3)对于中国的援助需求，不可能也不宜完全满足，而应在特定地区、特定课题投入援助，开展示范项目等，力求更加富有成果、更加高效率的利用有限的援助资源；(4)为扩大中国的了解，敦促中方加大宣传力度，实施有利于提高援助知名度的项目；(5)就对华援助活动进行及时、恰当的评估，对日本国民公开相关信息，力争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

　　在此基础上，外务省提出了今后5年(2001-2005)的经济协力方针：第一，在取得本国国民的理解与支持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利益，详查逐个项目，按照重点领域、课题实施富有成效的援助。第二，希望中国独立完成能够自行实施的事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中长期内使中国国内资金及海外筹措的民间资金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除了政府开发援助外，与其他政府资金、民间资金有效结合，争取实现高效且富有成果的经济协力目的。第四，希望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同时，在政治上负担起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重要职责。第五，实施对华政府开发援助，应注意不能违背"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关于不准与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相关联等的"原则"。根据上述方针，外务省提出以下对华合作的重点领域：

　　(1)解决环境问题等全球性课题的合作。首先可在维护和恢复生态平衡、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及建设森林领域提供合作，为此要做好有关生态体系和土地利用的地图绘制、收集森林状况等环境信息的准备工作，还要对相应政策进行调查。其次，应对引进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方面的事业给予支持。第三，致力于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

　　(2)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持中国为加速市场经济所做的努力，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包括完善制度及培养人材，加深对国际规则(包括WTO协议)的理解。支持建立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以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对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实现依法制国、政务公开、提高工作效率所做的努力给予支持。

　　(3)增进相互理解。让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日本人和日本文化。通过民间合作促进人员交流，派遣日本专家，接纳中国进修人员，帮助留学生，促进青年及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包括日本研究及日中合作研究在内的学术交流及大学之间的交流活动等，努力培养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的人材。进一步发展旅游事业，加强对政策性建议、人材培养等方面的协助。

　　(4)支持扶贫。支持旨在缩小沿海与内陆地区个人收入差距的社会经济发展；以自然条件恶劣的内陆地区为中心，支持为摆脱贫困所进行的农业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以贫困阶层为对象，以教育、保健领域为中心，对基层进行支援，为培养未来人材提供基础条件，支援贫困人口比重较大地区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

　　(5)支持民间活动。改善日资企业在华开展业务的环境，发展以民间为主的日中经济关系。对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努力提供支持。在日元贷款方面，应积极发掘能够发挥我国设备、体制、技术优势等方面的项目，帮助日本企业扭转中标锐降的局面。

　　(6)推动多边合作。日中两国已就超越双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旨在建立为解决东亚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课题而共同合作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日中两国今后将合作实施对其他国家的支援活动。积极促进东亚地区的合作，如建立日中韩三国框架组织，推动东亚地区环境领域的合作。

　　2003年8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在坚持ODA原有原则的同时突出强调：对日本来说，"ODA是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共鸣的最为适宜的政策"；日本ODA的目的是"通过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确保我国的安全与繁荣"。ODA的基本方针是：支援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努力；树立"人的安全保障"的观念；确保公平性；运用日本的经验与知识；加强国际社会中的协调与协作。今后的重点课题有：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全球化问题和缔造和平。关于实施援助的原则，新大纲依旧坚持1992年提出的"ODA大纲四原则"。

中日两国今后应该怎么办

　　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4年6月末外汇储备高达8179.5亿美元。通过ODA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合作与援助，既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安全与繁荣，是日本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最佳途径。但是，如果附加政治条件，把军费开支、人权与民主化等涉及中国内政的一些问题作为对华提供ODA的条件，便会适得其反。今后，中日双方可以共同作出以下努力：

　　第一，无论日本何时结束对华提供ODA。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此之前，中日两国应如何更好地合作，以及双方如何善始善终地以最佳方式使这项事业载入中日友好的史册，谨防不欢而散或前功尽弃的事态发生。中方应进一步提高与日方合作的质量和效果。日方应重温已故大平首相和竹下首相在对华ODA问题上的初衷，回归政策"原点"，尽量避免造日本对华打"援助牌"的不良形象和对中日关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二，中日双方媒体应尽量客观报道包括日本对华ODA在内的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取得的进展，以使两国国民对中日关系的现状有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共同增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日方尤需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事实，煽动反华情绪。

　　第三，中方可主动利用单年度申请、审议方式，遵循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的精神，预先筛选好最佳合作项目，并加强同日方的政策对话与磋商。

　　第四，中日双方在生态环境、降耗节能、扶贫开发、人才培养等领域，应珍惜彼此之间的合作，努力使日本对华ODA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更好的相互结合。为此，日方可采取有重点的"倾斜式"合作方式，中方应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配合。

　　第五，中方对某些急需的特殊项目，可在日本提供日元贷款的条件下，适当优先考虑日本企业的投标。特别是在日本经济处于恢复性增长的时期，应努力使日本企业切实感到政府日元贷款对双方都有利。而此时减少或终止对华ODA，只能削弱日本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地位。

　　第六，日方应进一步对历史上所犯侵略罪行最严重的地区(包括现在化武受害严重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加强无偿援助，同时避免因日本政府要员的不当言行而抵消日方ODA本应产生的积极影响。

　　第七，中日双方可利用日本对华ODA，加强两国在防止艾滋病等疫病传染、应对走私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而减少两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互不信任。

    第八，努力使双边合作多边收益，中日两国应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联合起来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合作与援助。例如，近年来日本帮助缅甸"金三角"地区农民种荞麦，然后出口日本，但因成本高，进展不顺。因此，或许可考虑通过日本的ODA，中日联合援助缅甸治理"金三角"。(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刘江永   人民网)